时间的跨距注定了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坎坷蹉跎。步入中年的我常常会因为现代生活中的某个镜头而触景生情，甚至陷入对往事的回忆而不能自拔。前些天我去北京站送人，虽然离春节还有些日子，可站台上却已人流如潮，旅客都带着归心似箭的神态急于回家。恰在这时，几句陕西方言贯入耳中，又把我带回到了30年前的那个春节。
1969年元旦刚过，我就接到了去陕西插队的通知。作为“叛徒”的女儿，我清楚这是不可选择的唯一出路，可那年我刚满16岁。母亲无奈地为我销去了户口，噙着眼泪问我动身的时间。我想“革委会”总会让大家过了春节再启程吧。可是那年的春节却来得格外迟，以至2月5日我们登上火车时离春节竟还有一个星期。按照北方的习惯那一天正好是小年，车站上也是这样拥挤，所不同的是车上车下一片唏嘘。在送行的人群中只有我的姐姐，父亲已失去了前来送行的权利，而母亲自从送哥哥去山西插队之后，再也不能受此刺激了。
西行的绿色长龙满载着初次远离父母的北京娃跨过黄河，越过渭水，经过2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奔，终于在黄土高原的门户———铜川停了下来。随后又是一整天大卡车的长途颠簸，总算使我们见到了“自己的家”。我和另外3个北京女知青分配到一间窑洞。大年三十下午大家还在整理内务和收拾房间，到了傍晚便意识到要过年了，我当即建议用唱歌来改善气氛，谁料唱着唱着4个人都哭了，哭声引来了村里的大人孩子好奇地趴着窗户往里看。大概是房东唤来了村里的老支书，这位当年曾获陕甘宁劳模称号的老人把我们带到他家里，递给我们每人一把花生和一把红枣，一面和我们唠着家常，一面向我们介绍村里的情况。就这样他和我们一起送走了大年三十的夜晚。第二天清早，老支书又将我们4个人分到4户人家中去过年。当时我满腹疑惑，因为我们初来乍到，处处陌生，为什么还要将大家分开。后来我才明白陕北老乡家里多不富裕，谁家过年也难一下子承纳4双筷子。这一天，我吃到了离开北京之后的第一顿肉，膻气还没有完全退尽的红烧羊肉，要知道那时陕北老乡们一年之中锅里能见到肉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。
转眼30年匆匆过去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春节是如何度过的我已经淡忘了，然而，人生的第16个春节，却让我始终难以释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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